从司马子如“办案”说起

2018-11-05 16:23  来源:客家新闻网

从司马子如“办案”说起

李伟明

  《资治通鉴》第一百五十七卷记载了一则“办案”的故事,读来有点意思。

  事情是这样的。公元535年,东魏丞相、勃海王高欢(此时已是东魏实际上的最高领导)家里出了一件事:嫡长子高澄与高欢的妾郑氏私通,一个婢女把这事报告给了高欢,还有两个婢女作证。高欢大怒,打了高澄一百大棍,把他关起来,还想“撸”去他的继承人地位。高澄之母娄妃也被隔离。在这“紧急关头”,高澄赶忙向尚书左仆射司马子如求救。司马子如来到王府拜见高欢,开导他:“女人轻如草芥,没必要为此闹得家庭不和,况且婢女的话也没必要相信。”高欢于是让司马子如重新查问这件事。且看司马子如是如何“办案”的。

  司马子如先把“被告”高澄叫过来,责备他:“你身为男子汉,怎能这样随意诬蔑自己!”高澄见“主审法官”已经定了调,听懂了他的“潜台词”之后,心里有数了,立马翻供。然后,司马子如将“证人”(两个婢女)叫过来,教她们推翻自己的证词(具体用的什么手段,书上没说,但后人应当猜得出就是那么回事吧)。最后,“原告”(那个告状的婢女)走投无路,在他们的逼迫下自缢身亡。如此一来,此案很快便办成了“铁案”,司马子如向高欢报告:“果虚言也!”——高澄与郑氏通奸查无此事。高欢于是非常高兴,一家人和好如初,专门设宴谢谢“办案”大功臣司马子如,还赠送黄金一百三十斤。

  从司法的角度来看,司马子如这种先设定罪名是否成立,再来根据需要,“论证”罪或非罪的办案方式,是典型的未审先定、先定后审。这种颠倒司法程序的做法,在后世还颇有些传人呢。

  曾经闹得沸沸扬扬的湖北荆门佘祥林“杀妻冤案”,便是典型的一例。由于办案方主观臆断,实行“有罪推定”的做法,佘祥林在狱中呆了11个春秋后,才因为偶然因素使案情真相大白,被宣布无罪。与此相类似的辽宁本溪周澄案,则是“上面要判几年就是几年”——都是采取了司马子如的“办案模式”。

  除了司法办案,另一种情况也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,那就是群众常见的某些价格“听证会”。有的地方,“听证会”被人们戏称为“涨价会”,涨价成了“听证”的唯一结果,群众的声音基本被忽视了,这其实也是“先定后听”,打死狗来讲价钱。曾有媒体报道,某市物价局举行公交车票价上调听证会,结果,“各界代表在听证会上达成共识:公交车票价调整方案通过”。那么,这个“共识”是如何达成的呢?原来,在31名代表中,绝大多数是专家学者、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公务员,以及学校校长等,在这26名有身份的代表同意调整票价后,仅有的5名普通消费者代表保持了沉默。另有报道说,有些地方还出现了“职业听证人”,专门出席各类听证会(不知他们代表了谁?)。这种听证会,能代表多少真正的民意呢?难怪,听证会在群众的心目中变得越来越不算一回事,很多人甚至明确表态根本没兴趣参加这样的会,因为“听证”的结果早在“听证”前已经出来了。

  像司马子如“办案”一样,未审先定、先定后审(以及“先定后听”之类)的特点,就是结论已经在事先定好了,所谓的审判(或听证)只是一场“表演”,完全是走过场,玩形式。公开审判是保证司法公正的关键,而如果在“公开”的过程中耍手段,使之完全异化为一种徒有其表的形式,那就是严重践踏法律,最终将使人们对法制不再信任。同样,听证会本来是属于“阳光操作”的,“先定后听”以阴霾遮蔽阳光,最终丧失的是政府公信力。

  有趣的是,司马子如这样“能混”的人,晚年却没有好结局。公元544年,已是尚书令的司马子如因为位高权重,既傲慢自大,且大肆贪污国家财物,受到众人的弹劾,结果被自己曾经帮助过的高澄投入监狱,只过了一宿,司马子如的头发就白了(和当代的某些贪官一样)。尽管他的老朋友高欢写信吩咐儿子高澄要对他从宽处理,司马子如还是被朝廷撤销官职和爵位。时至今日,随着法制的不断健全,相信那些循私枉法之徒,迟早也会受到相应的制裁。

编辑:郑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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